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1978年，我国城市一直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福利分房制度。城镇居民住房主要由所在单位解决，各级政府和单位统一按照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进行住房建设，其资金来源主要靠政府拨款，少量靠单位自筹。住房建好后，单位以低租金分配给职工居住，大约是租房成本的1/3（近似于免费）。那时住房是一种福利，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具体体现。人们印象中3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的租金也就三四角钱。所以能够分到一套房子是所有城镇职工的梦想。但是由于城镇人口的急剧增长（那时候每个家庭几乎都是4个孩子甚至更多），投资渠道的单一（国家和集体），国家财政用于教育、医疗、经济等各方面支出的增大，所以城镇住房一度出现极为紧张的状况。

众所周知，我们的共和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近百年的战乱早已使中国疲惫不堪，落后的农业、落后的工业、落后的教育、落后的医疗、落后的科技，凋敝的农村，屈指可数的城镇，我们的共和国是在极度贫乏与落后中起步的。共和国成立不久，又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在武器装备相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尊严，为中国赢得了长久的和平。有战争常识的人都知道，战争除了战略战术的正确和指战员英勇奋战之外，还要靠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因此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的住房建设还不足26年。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抓紧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在短短26年的时间里，我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门类的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型国有、集体企业；从无到有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卫星、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全门类制造的工业大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部分平原地区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拖拉机、推土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扬场机、磨面机、喷雾器等农业机械普遍使用；农田水利建设取得空前成功，到1976年时，完成了大江大河的治理，兴建了8万多座水库，库容在20亿立方米以上的超大型水库就修了30座。道路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完成了90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将近3万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民航里程增长了15.82倍，与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航运关系，共开辟航线800多条。

到1976年，我国的交通运输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极端落后状态发展成为陆运、水运、空运、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综合运输体系。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包含城镇退休金，农村五保户和基本口粮田；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建立了规模庞大、分布领域广泛的科研院所，为我国科学研究和设计的全方位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保守估计有3000多所）。而这样庞大的科研体系，在发展中国家是唯一的，在全球范围来看，当时也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这样齐全的科研门类配套，中国在科学技术的竞争力是世界的第13名。在总体医疗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卫生防疫和传染病防疫体系，建起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实行合作医疗，只需要5分钱的诊费。197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70岁，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

试想，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样不需要钱！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1976年我国工业生产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13%，工业总产值由1402亿元发展到3207亿元，翻了一番。1952年至1980年，工业投资累计达3955.19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2734.5亿元。而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当时的世界仅次于日本和德国居于世界第三位。看到这里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我们现在说房子的问题，你说的这些和房子有什么关系？当然有重大的关系了。我们现在盛行一种“分蛋糕”理论，国民经济总的财富就是一个大蛋糕，蛋糕能造多大、怎么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简要回顾一下历史，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基础是什么样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不但缺乏建造蛋糕的资金原料，也缺乏建造蛋糕的技术，更缺乏建造蛋糕的人才。

初中毕业就是高学历了，各领域的高级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这就好比一个大家庭，一没钱，二没原材料，三没文化，四没技术，五没外援，就是人口多。试想一下，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应该怎样领导一家人把日子过好呢？如果手里有100元钱（当时这可是巨款），您是用来盖房子还是先用来投资，赚取更多的钱？相信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思路，就是等钱多了，再建造更好的房子。因为吃饭活下去是第一位的，房子只要能够遮风挡雨就可以了，忍几年条件好了，可以建造更好的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30年基本是这样的思路。因为那时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更多的国民财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教育医疗、用于发展经济，而用于改善生活的资金就比较有限了。尽管如此，从1950年到1977年的27年中，国家投资建设住宅面积为4.93亿平方米，年平均建房约1826万平方米。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54167万增长到93717万，净增73%，城镇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1.1亿，也就是说27年国家投资建设的住宅相当于给每个城镇新增人口建设住房9.42平方米。这些数据来源于1978年《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关于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报告》。

关于城镇平均住房数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战军曾经也做过统计，他的统计结果是，1980年中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仅为7.18平方米，到80年代末住房制度改革推开时，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仅为13.45平方米。1994年全国正式启动的住房商品化改革，使得住房交易和住房消费成为可能，大量中低收入家庭通过“卖旧买新、以小换大”的方式，逐步改善了住房条件。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住宅面积达到18.7平方米，2010年我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增加到31.6平方米。这一数据应该说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问题所在，不能被一些偏颇的数据所迷惑。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应该大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30年时间里，我国人民在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但在经济社会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尽管如此，我国城市住房问题还是比较紧张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同一份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也做了详尽的介绍：到1978年全国现有城镇3400个，人口1.1亿。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城市中，缺房户共323万户，占居民总户数的17%。其中：夫妇不能同居，或住教室、车间、仓库、办公室等的无房户达104万户；二户同室、三代同室、大儿大女与父母同室居住的不方便户达130万户；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拥挤户达89万户。从以上统计中不难看出，城市中真正属于无房户的是104万户，占城镇总户数的5.47%。那么，房改之后城镇无房户是多了还是少了呢？这里同样用数据说话。2012年5月13日，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该报告宣称我国2012年城市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5.39%，农村家庭拥有自有住房率为92.60%。换句话说，城市无房户占14.61%，远远大于5.47%的比例。也就是说，房改的结果是人均住房面积大幅度增加，无房户大比例增加。这与我们改革的初衷似乎不相吻合，增加住房面积是应该的，但无房户比例的扩大似乎不是改革的初衷，而这一结果不得不说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当时光的列车驶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城镇居民住房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加剧。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大量知青返城增加了城镇人口；二是落实清理挤占私房政策增加了无房户；三是实际可婚年龄的降低，加快了家庭分裂的速度，增加了新的住房需求。上述情况在三四年内相继出现，使城市陡增很多新的无房户，原本住房紧张的状态更为突出。

据估计，从1979年开始，先后有将近1700万知青从农村返回城市，一下子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也使得城镇住房更为紧张。返城知青一般都是大龄青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对住房的要求自然也就更加紧迫。与此同时，从北京开始逐渐延伸至全国的大规模纠正违法违纪挤占接管私人房产的做法于1978年开始启动，此项活动一直持续到1990年，范围不断扩大。按照“凡占必退”的原则，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无论是机关部队还是工厂学校，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住房困难户，都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退出房屋，这些被退出的房屋有“三高”、知名人士、华侨的自住房，有国民党去台人员留下的房产，也有过去公私合营的房产，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就有8.3万余间私人自住房屋被清退，全国被退回的房屋可想而知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就意味着在几年的时间内又出现了很多的无房户。同时，当时政策规定的男27周岁、女25周岁的结婚年龄，更改为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一下子将实际结婚年龄提前了5年，结婚人数一下子暴涨，使住房紧张的局面更加突出。局势越紧张，情况越复杂，越显示出决策者的英明。邓小平同志鉴于城镇普遍出现的住房困难问题，于1978年提出了“房改”的概念，总体是说可以私人购买住房，中国开启了住房制度改革之路。